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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色藏人】邦達家族:尋訪與見聞

亞格博 發布時間:2019-04-16 08:55:00來源: 中國西藏網

  久聞邦達家族之大名,在拉薩,在西藏,邦達家族可以說是無人不曉。有康巴首領之稱,有西藏商品經濟開拓者之說。雖在藏多年,未曾有所接觸,甚至也沒有在文史資料中讀到。

  去年10月,昌都解放40周年,我因公務去往昌都,在途中談起邦達家族。可巧,我們的頭兒格桑朗杰就曾是這個家族的傭人,其父親跟隨邦達·多吉多年,侍奉左右,實際上是具有管家性質的傭人。格桑朗杰自幼跟隨邦達·多吉之次子邦達·旺欽,也算是個小傭人。但從他所敘的舊事看,似乎更像是“侍讀”。昌都解放后,年齡都只有十歲左右的主仆二人,分別被送往中央民族學院和西藏公學學習。自此一別,三十多年沒有見過面。此番來昌都,格桑朗杰也有尋訪之意。

  在昌都,查閱當地一些文字資料,屢屢見到邦達·多吉的名字。早在1936年,中國工農紅軍第二軍團進入康區,在那里組建了第一個具有革命性質的博巴政府,邦達·多吉便被委任為財政部長。1950年,邦達·多吉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軍西藏,擔任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昌都人民解放委員會副主任、主任,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副秘書長、自治區政協副主席。


圖為邦達·多吉

  在昌都地區政協大院里,我和格桑朗杰找到了邦達·旺欽。自幼一起讀書玩耍的孩子而今成為了陌生人,卻由我這個更為陌生的人在他們中間作了介紹。昔日的少爺,現在是昌都地區政協副秘書長,昔日的侍童,現在是中共西藏自治區委宣傳部副部長。這是三十多年后的第一次重逢。雖然他們曾經許多次參加過同樣的會議,住在同一個招待所,卻互不相識。我看著他們相互間問年齡、健康和家庭狀況,“主仆”相見,無限滄桑,既有親切,又有感慨,甚至不免有些尷尬。邦達·旺欽邀請我們上他家作客,還答應了我請他談談邦達家族的請求,不過,他申明由于當時年歲太小,說不很清楚。

  邦達·旺欽住在昌都縣委的一套住宅里,因為他的妻子扎西白姆在昌都縣小學工作,是自治區人大代表。他的家相當簡陋而且零亂,不像我們在拉薩所看到的其他貴族家庭那般豪華,可以由此想到主人的繁忙和隨和。邦達·旺欽夫婦從中央民族學院畢業回藏,被分配在崇山峻嶺之間的江達縣,一個做文學工作,經常跟著工作組騎馬下鄉,很像個基層干部;一個在那里的小學教書,多少年一直是山區孩子的第二母親。他們在那里生活了23年,幾年前才遷來昌都鎮,所以,他們的家庭器具和陳設,都還帶著以往的歲月痕跡和地方特征。

  旺欽能記起的家族史事的確不多。據他介紹,邦達家族的發家史并不是很久遠的事。

  邦達家在四代前還只是薩迦寺在芒康縣的差戶。重要的時間起始于其曾祖父。邦達家此時已顯露出發跡的勢頭。在邦達地方,當時只有同村莊的加中貢布家族可以與之相抗爭。加中貢布生有五子,咄咄逼人,邦達家卻只生有一子,不能不擔心對手的威脅,便借故橫刀殺死了加中貢布五個兒子,以斷其后。此時,清軍西進,加中貢布前往巴塘向清朝欽差大臣控告此事。欽差大臣主管地方軍政事務,便判定償殺邦達家三人。邦達既顧家族之未來,又懾朝政之威嚴,湊齊本家族親友三個人腦袋,卻將第二代邦達——旺欽之祖父邦達·列江留了下來。這是邦達家族史的第一回合。

  留住性命的邦達·列江果然不凡,既從商,又從政,而使其家庭成為望族者。至關重要的是本世紀初的政治事件。1910年,在西藏地方政府與清朝中央政府發生劇烈沖突的情況下,十三世達賴喇嘛逃亡印度,邦達·列江以自己在印度辦有商業之便,保護并資助了達賴喇嘛。兩年后,達賴喇嘛返回西藏,為回報邦達·列江之助,給予了邦達家族千載難逢的發展便利:授權邦達家族獨家經營全藏羊毛和貴重藥品,并明令其他商家不得經營,違者重罰。巨大的壟斷權很快使邦達家族成為豪門,邦達家族的生意做到了成都、上海,做到了印度乃至歐美。但邦達·列江卻莫明其妙地死于非命。后來我到拉薩訪問旺欽之胞妹貢吉旺姆,據她說,祖父之死因一直不明,但傳說那天祖父出門曾有巫師竭力勸阻,無論如何不能出門,倘若十分必要,也務必在天黑前返回,以免跡象明顯的兇兆。邦達·列江卻未置重視,他應約赴一場擲骰子的游戲,興致勃勃玩到天黑尚不思歸家,結果應了巫師之言。至于是因為政治原因,或是商敵所為,或是舊仇之償,不得而知。

  邦達·列江的三個兒子中,最有聲望的應首推三子邦達·多吉——這位藏東地區著名的人物。其長兄邦達·洋佩盡管也赫赫有名,卻與他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邦達·多吉雖然也繼承了其父親的商品運輸經營業,但邦達·多吉最引人注目的成就無疑是在政治方面。

  在邦達·旺欽兒時的記憶中,父親總是獨自蹲在地上琢磨關于水的問題。他想著如何將遠水引到近處,將低水引到高處。這并非臆想天開,他的確研究出一套辦法,挖溝引水,沖擊土石,讓山坡自行崩塌,抬高基礎水位,果然是水如人意。乘工作之便,略繞了一段路,我們特意去芒康縣邦達鄉探訪。格桑朗杰就出生在這里,后來隨馱隊去了巴塘。現在鄉政府的房子,當年就是邦達·多吉自己設計的,而將他的想象蓋成具體的房子,則是格桑朗杰的父親所為。

  旺欽評價他的父親邦達·多吉時說,他最厲害的就是那雙眼睛,看人看得非常準。例如格桑朗杰的父親,一個字不識,但鐵木土石各門技活乃至管家理財,無所不能,具善解人意,我父親想得到,他父親便能做得到。識才用人,大概是所有政治家的共同特征。

  造就邦達·多吉為藏東政治軍事人物的,除了家族基礎外,還有其復雜因素。康區山地,高山峽谷,養育著驍勇剽悍的康巴人,他們以性情剛烈而著稱。昌都地處橫斷山脈,既是交通要塞,又為兵家必爭之地,西藏地方政府對其常常顯得鞭長莫及。這里,漢藏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甚密,地方政府或者無可奈何,或者大為惱火,康藏矛盾相當激烈,沖突時常發生。既有的家族基礎加上現實的社會斗爭,使邦達·多吉成為康巴人利益的代表。

  1932年,西藏噶廈政府委任邦達·多吉為芒康、察雅兩宗之基巧即總管,想以此來掩飾對康巴人的鄙視和不滿,表示康巴人在西藏軍政地位上的平等。卻不料邦達·多吉對此不僅不感恩戴德,反而愈發感到噶廈政府這一政治手段的險惡用心。他利用康藏矛盾,四處奔走聯絡,呼號游說,宣示自己改變貴族專制的雄心大志,歷數封建農奴制度之罪惡,并提出自己的8條綱領性主張,其中包括:廢除貴族世襲制,廢除無償烏拉差役,發展民族經濟文化,興辦教育,推廣藏漢雙語教學,加強川康滇各民族團結,抵抗西方殖民勢力入侵,等等。邦達·多吉在自己的家鄉芒康縣聯合起當地18頭人,欲起造反。但在關鍵之時,18頭人背叛了他,轉而迎合藏軍的進攻。

  1933年,邦達·多吉不得不率領自己的部隊放棄芒康,到巴塘避難。他將部隊化整為零,打算同藏軍開展游擊戰爭,他本人則折往東南,前往南京,以求得中央政府的支持。在這里,他遇到了與他同命相憐的昌都同鄉、也是慘遭噶廈政府之害的諾那活佛。蔣介石即封諾那活佛為宣慰使,封邦達·多吉為宣慰組長兼地方武裝組長。

  旺欽在評價父親識才用人時舉的另一個例子是他的一位部下仲麥 格桑扎西。此公現在也是昌都地區政協副秘書長,現已年過古稀。我去拜訪此公,雖說老先生消瘦,但氣色精神頗好。邦達·多吉組織武裝力量,親任騎兵大隊長時,仲麥 格桑扎西任中隊長,邦氏做馱運買賣時,此人則是主要幫辦。老先生自幼在巴塘讀書,精于漢藏兩文,雖后來被入冤獄,如今卻依舊記憶清晰,思維活躍,邏輯嚴密,目前止伏于案頭,撰寫文史。在回憶邦達·多吉的文章中,他條理不紊地評論道:

  在歷史上凡青康藏軍之沖突,實為國內局部之爭端,非外人所可得而干預,但西藏方面對青康區的武裝進犯,往往由英帝國主義有陰謀的暗中策劃而進行。但師出無名,失道寡助,在各戰區先后遭到失敗而返回金沙江之西。

  此后,邦達·多吉的游擊隊伍出沒于金沙江兩岸,給予藏軍多次打擊,最后,噶廈政府不得不放棄其所謂尊嚴,委曲求全,坐下來與邦氏談判,并負責賠償邦氏一切損失。邦達·多吉回到芒康,繼續組織他的由西藏至印度的馱運生意。但他無論從個人感情還是涉及民族乃至國家這樣的大是大非問題上,仍然與噶廈政府分庭抗禮,勢不兩立。

  抗日戰爭爆發之后,噶廈政府中的分裂勢力對中原大局隔岸觀火,甚至企圖趁火打劫,而邦達·多吉則有與中華民族共存亡之志。前年在重慶舉行的一次關于抗戰時期文史資料座談會上。作為西藏唯一的與會者,仲麥 格桑扎西披露,在日本侵略者對抗戰后方實行戰略封鎖,切斷海路運輸線時,邦達·多吉則開辟印度經西藏直通川滇的陸路國際運輸線,支援抗戰物資達一億五千萬美元。仲麥 格桑扎西還另文介紹,1939年,國民黨第31集團軍宋希濂將軍曾就抗戰事宜聯系邦達·多吉,邦氏表示,國難當頭,匹夫有責,一旦日本侵略者深入康區,邦達·多吉愿赴疆場,與日寇作殊死斗爭。擔任這次重要聯絡的翻譯,即是精通藏漢兩語的仲麥 格桑扎西先生本人。先生的披露,據研究抗戰史的專家學者認為,是有重要意義的,邦氏的作為,應當說更證明了抗日戰爭的全民族性。證明了在抵御外來侵略時中華各民族的一致性。

  邦達·多吉是這樣一個人物,他善于洞察歷史發展趨勢,從自己的親身經歷中懂得了應當將康藏民族的希望寄于何處。所以,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繼班禪大師致電毛澤東主席要求解放西藏,邦達·多吉則派人前往北京,上書朱總司令,要求解放軍早日解放康藏人民。在昌都戰役和進軍西藏過程中,邦達·多吉極盡所能,給進藏部隊以支持協助,并欣然出任昌都解放委員會副主任。


圖為邦達·多吉的兒子旺欽和孫女旺姆

  在言談之間,我感到旺欽更為關注的是人們對已故父親的評價。邦達·多吉這位曾經叱咤風云的人物,“文革”后期在拉薩悄然逝去。據說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時間,曾想把自己的一生記錄下來,遺憾的是他只寫了幾行字。他沒有能夠看到中央各項政策的貫徹落實情況,沒有能夠看到西藏今天的風采。在慶祝昌都解放40周年的時候,中共中央統戰部的代表從北京趕來,在他們的賀信中,對邦達·多吉和其他愛國人士在進軍西藏過程中所作的歷史貢獻,再次給予了肯定。第二天,我又到旺欽家去,旺欽很有感慨地說,共產黨沒有忘了老朋友啊。(中國西藏網 文、供圖/亞格博)

  補記:這是1990年我參加昌都解放慶祝活動后寫的一篇文字,發表在1991年《雪域文化》秋季號,近30年過去,偶然找到舊作,大致與后來的《形色藏人》風格相近,故納入之。有趣的是,2011年我重返西藏的聊天中得知,我的房東居然就是本文主人翁邦達·多吉的孫女,真是緣分啊!從她那兒得知,邦達·旺欽現在年事已高,但身體還是不錯的,現多住于成都。

  [桑旦拉卓讀后感]

  西藏的人絕大多數都聽聞過邦達家族。尤其是在帶動經濟方面他們做出過卓越的貢獻,在邦達家族輝煌的成就下,他們也經歷了各種磨難和委屈,但縱觀多么艱難的歷史背景,邦達倉的人都挺了過來,并且逆流而上。

  最讓我欽佩的是邦達·旺欽的夫人扎西白姆對孩子的教育方式,她教導孩子們不要總是追求功名利祿,金錢地位,更注重的是如何不迷失做人的基本原則。

  我想扎西白姆夫人感悟到了追求功名利祿只是人生的一個幻光,更重要的是學會怎么做人、享受人生,比如行萬里路、讀萬卷書,或成為一個燃燒自己、照亮他人的人民教師。

  這樣正能量的三觀,傳播到如今的社會,相信會拯救更多迷失自我的人。

  在我寫的形色藏人的每一篇后面,都有我的養女桑旦拉卓寫的讀后感。至于桑旦拉卓怎樣成為我的養女,這篇以往的文章中可以看到——2008年第5期《十月》雜志《悲傷西藏》。

(責編: 胡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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