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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民族思想與處理族際關系的智慧研究

謝翔 發布時間:2019-04-18 08:44:00來源: 中國民族宗教網

  費孝通先生在他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說:“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 從民族關系的角度來看,中國古代民族思想的一部分,是民族之間交往關系的一種反映;從民族思想的階段性特征來看,古代中國“華夷”二元民族思想,充滿著處理民族關系的智慧。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代,研究中國古代的民族思想與處理民族關系的智慧問題,對于維護國家統一、加強民族團結,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商周時期的“華夷”思想與“華夷互變”族際關系的智慧表達

  按照傳統的中國歷史王朝順序,在公元前21世紀,夏朝出現。一般學術界認為,20世紀50年代以來發現的河南省偃師縣二里頭遺址與夏朝有關,其地理位置大約是后來九州中的冀州,因此夏朝的疆域主要在今天的河南省西部和山西省南部,面積僅僅不過10余萬平方公里。 但是關于夏王朝更加具體的歷史,因為沒有文獻支持,所以難以記述。從商、周時期開始,多民族中國就開始有了“華”和“夷”的民族思想。這是中國古代最初的民族思想,是在處理民族關系中產生的,充滿了政治智慧。根據《禮記》中的記載,“夷”是一個“復數”,因此,中國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民族多,必然就有民族間的區別與劃分,于是也就有了“華夷之別”。但是在多民族中國古代各個王朝國家特定的歷史情景當中,“華夷”民族思想是在發生變化的。特別是發展到了近代,在世界近代化潮流中,“華夷一體”發展為中華民族思想,而中華民族思想成為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核心,被費孝通先生概括為中華民族發展的“多元一體”格局。商、西周時期,“華夷之辨”的民族思想實際上是一種文化分類,所以有了“五服”觀念。關于五服觀念,《國語·周語上》說:“夫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 具體來說:甸服是“天下”的中心,“天子”居住,“天子”在這里主持祭祀天和祖先;侯服是與“天子”有血緣關系的人分布的地區,侯服地區的華夏人必須參加祭祀;賓服是一般諸侯分布的地區,賓服地區的華夏人也要參加祭祀;要服是具有朝貢關系的邊疆民族,不一定參加祭祀;荒服則是更加遙遠的邊疆,荒服地區的民族具有一定的獨立性,所以說“荒服者王”。“五服”理論,實際上是以“華”為中心的多民族中國民族分布的空間觀念,即“華夷”都共同生活在中華民族最早的生存空間“天下”當中,所以《詩經·谷風之什·北山》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這些都是中國多民族國家最初處理民族關系的智慧表達。在 “ 五 服 ” 觀 念 中 , 我 們 看 到 了 一 個 中 華 民 族 共 同 體 早 期 分 布 的 文 化 圈 層 結 構 錐 形 。《 尚書·禹貢》記載,以“天子”居住的王畿為中心,每500里為一個圈層,即甸服500里之外為侯服,侯服500里之外為綏服(即《國語》的賓服),綏服500里之外為要服,要服500里之外為荒服,荒服就可以認為是最外面的圈層,具有了邊疆的意味。用現代的學術觀點來看,具有“文化圈層分析思想”或者是“差序格局分析方法”的含義。

  由“五服”觀念反映出來的文化圈層現象告訴我們:文化圈層中的所有“華夷”都是一個共同體,都共處于一個“天下”,沒有“華”就沒有“夷”,反之,沒有“夷”就沒有“華”。這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存在的邏輯,也是多民族中國發展的內在動力。因此,“華夷”民族思想是多民族中國族際關系的基點,華夷關系構成了多民族中國民族關系的基本方面。

  因為“華夷”是一個民族共同體,所以“華夷”之間也是可以互相變化的。在“華夷有別”和“以華變夷”民族思想指導下,諸多民族開始從夷變為華。對此,《荀子·儒效》說:“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 當然,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之下,華夏族在文化上占有一定的優勢,所以“華夷互變”的思想表現為“用華變夷”,具體就是學習華夏族的文化后“由夷變華”。《孟子·滕文公上》說:“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陳良,楚產(按,即土生土長的楚國人)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于中國。”

  這說明陳良雖然是個楚人,但是通過學習“華文化”,是可以變為“華”的。顯然,在“華”的心目中,南方的楚人,最早也是“夷”。故《詩經·商頌·殷武》說:“維女荊楚,居國南鄉,”說明楚人是南方的少數民族。在《史記·楚世家》當中,楚國的國王熊渠自己都說:“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謚號。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但是到了戰國時期,楚國強大起來,成為戰國七雄之一,已經變化為“地道”的華夏族,而且還成為“合縱連橫”政治格局當中縱的“縱長”。《史記·楚世家》記載說:“蘇秦約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縱長。”更加夸張的是,楚國居然還敢“問鼎中原”。因此司馬遷說:“楚靈王方會諸侯于申,誅齊慶封,作章臺,求周之九鼎。”鼎是華夏族的象征物,承載著厚重的華夏族文化。楚人對于鼎的關注,只能說明他們已經完全變成了華夏族,是用華夏文化的思維在指導自己的政治行為。

  與此同時,也有由“華”變化為“夷”的情況。《左傳·僖公二十二年》載:“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發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伊川在西周初期曾經是甸服,但是到了后期,卻因為與“戎”交往,成為了“夷”。到了春秋時期,諸侯稱霸,除了把“華夏”納入控制范圍,“夷”也是納入控制的對象,因此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早期形態得到了發展。當時的政治家也認為,“和戎狄”是一件好事。《左傳·襄公十一年》載:“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雖然這兒的“國”指的是晉國,但是卻可以看出,能夠“和戎狄”,把“夷”納入共同體是關系重大的事情。

  二、漢代“華夷共祖”的民族思想與處理族際關系的智慧

  (一)“華夷共祖”的民族思想及歷史文本書寫

  秦漢時期,因為統一多民族中國建設的歷史需要,在“華夷有別”的同時,出現了司馬遷為代表的歷史學家提出的“華夷共祖”民族思想,對于處理民族關系產生了巨大的作用。具體到操作層面,就是在漢族之外的圈層,也就是邊疆地區設置郡縣,將邊疆的“夷”納入統一的多民族中國國家疆域,因此在中國國家發展歷史上出現了一個空前強盛的漢王朝。這是處理多民族國家族際關系大智慧的結果。雖然開拓疆域的過程,常常與戰爭伴隨,但是其目的,是為了締造強大的國家,是為了邊疆的穩定與發展。此外,從漢代開始的羈縻政策,也是處理族際關系的一種政治智慧,值得深入總結。

  漢代統一多民族國家建立之后,卻沒有一部國家歷史(《左傳》《國語》《戰國策》都不是統一多民族國家歷史),在這樣的背景下,司馬遷寫出了《史記》。司馬遷充分認識到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的歷史特性,所以他在《史記》中表達了“華夷共祖”思想。現將相關文獻梳理如下:《史記·匈奴列傳》載:“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生活的北方草原的匈奴也是夏后氏的子孫。《史記·越王勾踐世家》載:“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會稽,以奉守禹之祀。” 越王勾踐是大禹的子孫。《史記·東越列傳》載:“閩越王無諸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勾踐之后也。”因為勾踐是大禹的后代,所以閩越王無諸及東海王搖肯定也是黃帝的后裔。《史記·秦本紀》載:“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 秦人最初是分布在西部的少數民族,但是司馬遷認為他們是五帝顓頊的后裔。分布在中南部的楚人也與秦人共祖帝顓頊。《史記·楚世家》載:“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分布在西南的少數民族與黃帝亦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楚人莊蹻王滇,帶去了眾多的楚人。漢朝建立后,莊蹻的后代仍世襲滇王。故《史記·西南夷列傳》載:“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楚人的先祖為帝顓頊,作為楚苗裔的滇王,當然是黃帝苗裔了。

  司馬遷強調華夷起源于一個共同的祖先,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最初的思想基礎,是促進中華民族共同體發展的重要政治文化動力。

  (二)“華夷共祖”民族思想背景下處理族際關系的相關措施

  1.設置管理民族事務的機構和設置特殊縣級行政區“道”

  漢王朝建立之后,境內的民族都具有“華夷共祖”關系,所以首先在朝廷設置了管理邊疆少數民族的機構“典客”。“典客”后來改為“大行令”,再后來改為“大鴻臚”。“大鴻臚”的職責是:“掌諸侯及四方歸義蠻夷,及四方夷狄封者。” 在“大鴻臚”之下還有負責接待的“行人”、負責翻譯的“譯官”、負責制作不同民族特殊飲食的“別火三令丞”以及“郡邸長丞”等官員,這應該就是比較早的民族事務管理官僚體系。這些官員的設置,也是為了表示民族共同體內部,有文化差別的群體能夠很好地交往、交流,是一種處理族際關系的智慧。

  由于漢王朝邊疆在不斷變化,所以一些原來的邊疆地區成為了內地,因此漢王朝在靠近內地的少數民族分布區,設置了一種特殊的縣級行政區“道”。據《漢書·地理志》記載,共有零陵郡的營道,廣漢郡的甸氐道、剛氐道、陰平道,蜀郡的嚴道、湔氐道,犍為郡的僰道,越巂郡的靈關道,武都郡的故道、平樂道、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隴西郡的狄道、氐道、予道、羌道,天水郡的緜諸道、略陽道、安定郡的月道,北地郡的除道、略畔道、義渠道,上郡的雕陰道等等。縣級行政區“道”的設置,使一些靠近內地的少數民族與內地的漢族有了密切的交往、交流、交融,有利于各民族之間建立良性的民族關系,有利于各民族之間的共同發展,有利于王朝國家對這些民族的治理,是一種處理族際關系的智慧舉措。

  2.以和親求和平處理族際關系

  所謂和親,就是兩個民族政權的首領,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所發生的婚姻關系,是一種典型的處理族際關系的智慧舉措。雖然在商周時期就有和親,但大多數是在諸侯之間發生,而具有民族之間政治意義的和親,應該是從西漢時期開始,一直延續到清代。西漢王朝建立之后,漢高祖希望解決與匈奴的緊張關系,首先是北征匈奴,但是反而被匈奴圍困在平城,處于被動地位,漢高祖接受了劉敬的建議,與匈奴和親,這是西漢時期和親的開始。由于整個西漢時期,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北方和西北,所以西漢時期的和親除了與匈奴之外,還與西北方向的烏孫、龜茲、鄯善和親。通過和親,漢朝與西域的部分民族建立友好關系,對于解決漢匈民族矛盾起到了積極作用。在一定時期內,各民族都獲得了穩定的發展時間和發展空間,對于民族融合、文化交往、交流意義重大且深遠。

  3.以羈縻制度控制邊疆少數民族政治首領

  在西漢王朝的邊疆地區,存在著諸多的少數民族政治首領,為了保證這些少數民族政治首領與王朝國家緊密的政治關系,保證民族共同體的完整性,維護國家統一,邊疆穩定,西漢時期有一種處理族際關系的政策,叫做羈縻政策。對于羈縻的解釋,《史記·司馬相如列傳》曾有這樣的記載:“蓋聞天子之于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司馬貞“索隱”解釋說:“羈,馬絡頭也;縻,牛紖也。《漢官儀》云:馬云羈,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馬之受縻。”羈縻政策的實質,是在邊疆少數民族內部制度不發生重大變化的前提下,保證與王朝國家的緊密關系,保證多民族國家民族共同體的完整性。對于接受羈縻制度治理的邊疆少數民族政治首領,王朝國家一般都給予冊封。《冊府元龜》說:“中國之于夷狄羈縻而已……加以侯王之號,申之封拜之寵。” 例如在“西南夷”地區,漢王朝冊封的少數民族政治首領就有滇王、夜郎王、句町王、哀牢王、破虜旁邑侯、漏臥王、進桑王等等。這些少數民族政治首領,就成為王朝國家在邊疆的政治力量,對于維護多民族國家的統一、邊疆的穩定、民族共同體的發展,意義非凡。

  正是因為有上述處理族際關系的智慧之舉,漢代就開始有“夷”也是“天下”組成部分的思想。賈誼曾經對漢文帝說過:“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 。” 盡管有上下之別,但賈誼此說已蘊含著“華夷一體”民族思想,應該也是最早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雛形。

  三、魏晉南北朝時期“華夷皆正統”的民族思想

  魏晉南北朝時期,多民族中國西北和北方的匈奴、鮮卑、羯、氐、羌這5個正處于上升時期的民族,利用中原地區的政治動亂,進入了中原地區,并且建立了眾多的政權。這些政權首先面臨的基本問題,是如何對待漢族和漢族的儒家文化。這關乎到這些政權能否鞏固發展。在處理族際關系上,他們的政治智慧是:吸納漢族文化,并以之作為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在民族思想方面,繼承了司馬遷“華夷共祖”的民族思想。《晉書·劉元海載記》說:“漢高祖以宗女為公主,以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 劉元海在建立政權的過程當中,是以恢復“漢”的正統作為政治號召,于是“乃為壇于南郊,僭即漢王位……乃赦其境內,年號元熙,追尊劉禪為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匈奴貴族赫連勃勃也認為,他是歷史上夏后氏的后代,因此“(赫連勃勃)僭稱天王、大單于。赦其境內,建元曰龍升,署置百官。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今將應遠而興,復大禹之業。”c 故赫連勃勃所建的政權才會叫做“夏國”。這些都是“華夷共祖”民族思想,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發展。這些歷史表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孕育一直持續不斷。

  進入中原的匈奴建立了夏、前趙、北涼政權,鮮卑建立了西秦、前燕、后燕、南燕、南涼,羯人建立了后趙,氐人建立了前秦、后涼,羌人建立了后秦等等。在這些政權的發展過程中,大家都希望成為“正統”,都在強調自己才是“正統”,于是出現了“華夷正統”之爭。這種“華夷正統”之爭,實際上是民族思想在發生變化。部分原來的“夷”,主動放棄自己“夷”的文化身份,希望得到“華”的文化身份認同。這是“夷”處理族際關系的智慧,使本時期的族際關系處理出現了一個歷史轉機,即“華夷互變”的歷史現象。這就極大地豐富了多民族中國國家發展的歷史內涵,最后終于出現了華夷皆是正統的民族思想。這是在“華夷共祖”民族思想基礎上的大進步,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孕育起到了推動作用。

  為了讓華夷皆是正統的民族思想得到實踐,“五胡”建立的政權開始借鑒漢族的各種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最可以說明問題的就是,“五胡”政權的政治首領開始稱皇帝,他們傳統社會的單于地位下降;此外,幾乎都有年號,而且年號使用的詞匯也與漢族的年號基本相同。例如后涼太祖的年號為“太安”“麟嘉”“龍飛”“承康”等等。“年號制度是漢武帝以來中華王朝特有的制度。采用年號制度,不僅證明了一個政權在政治上的自立,同時也證明了這些胡人政權繼承了中華王朝的文化傳統和政治理念。”

  在具體的文化事項方面,北魏的漢化是最徹底的。《魏書·高祖本紀》記載,孝文帝在495年下令:“詔遷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北還。”同時還禁止穿鮮卑的民族服裝,因為皇太子堅持要穿民族服裝,結果被處死。這種在文化上徹底放棄鮮卑傳統文化的做法,其目的就是要表明,鮮卑具有中華文化的正統地位。

  “華夷互變”具有南北方空間的差異。即中國北方“華夷互變”的特點是“華化”,具體來說,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政治首領,在政治上放棄了單于的稱號,選擇了皇帝的稱號,文化上的民族身份開始由“夷”向“華”轉變,經濟上開始從游牧向農耕轉變。而南方則是一種逆向的“華夷互變”,例如西南地區部分漢族政治首領的“夷化”。所有這些“華夷互變”的歷史現象,都反映了各民族處理族際關系的生存智慧和生存策略。

  四、隋唐時期“華夷一家”的民族思想與族際關系

  隨著隋王朝的建立,一個更大規模的統一多民族國家出現,雖然仍有“華夷”的觀念,但是都認為“華夷”是多民族共同體的成員,所以隋煬帝提出“混一戎夏”的民族思想。在這種民族思想的指導下,天下“大一統”成為多民族國家發展與建設的目標。

  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族融合,漢族的民族構成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所以唐王朝的民族觀也發生變化,對于“華夷”的區別不是特別在乎,于是有了唐王朝開明的民族政策。因此,唐王朝境內的各民族積極參與多民族中國的國家建設,第一次出現了“華夷一家”的民族思想。這比司馬遷的“華夷共祖”民族思想,不論是理論還是實踐上都有了發展。

  唐太宗與漢王朝的帝王相比較,以“華夷一家”的民族思想處理族際關系取得了更好的效果。唐太宗趁突厥內部的政治斗爭和自然災害發生的時機,打敗了東突厥,解決了來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攻擊,將突厥控制之下的北方、西北方的民族納入了唐王朝的控制范圍,特別是不再以“華夷有別”的民族思想來處理族際關系,獲得了各民族的擁戴,被尊稱為“天可汗”。唐太宗以后的帝王也基本遵循了這樣的民族思想,使唐王朝的“天可汗”地位一直維持到了唐代中期。值得注意的是,唐王朝皇帝家族的血統當中,具有北方民族的基因,特別是突厥人基因。例如唐太宗的皇后長孫氏就是突厥人,唐太宗的一些姐妹也與突厥人通婚。因此唐太宗才會說:“自古皆貴華夏,賤四夷,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

  概括來說,在“華夷一家”民族思想的指導下,唐王朝處理族際關系的智慧,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是在邊疆民族地區設置羈縻府州。羈縻府州的設置,其內在的歷史源流與漢代的羈縻制度有關,但是又有創新,即按照各邊疆民族原有的民族分布格局,在保持原有政治制度不變的前提下,設置羈縻府州,以各民族的政治首領擔任羈縻府州的都督、刺史;但是這個都督、刺史是朝廷封賜的。對此《新唐書·地理志七下》說:“唐興,初未暇于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諸蕃及蠻夷稍稍內屬,即其部落列置州縣。其大者為都督府,以其首領為都督、刺史,皆得世襲 。” 設置羈縻府州的時間,是從唐太宗時期到唐玄宗時期,設置的羈縻府州有856個。

  唐朝的羈縻府州制度,是為了維護多民族國家共同體,保證多民族國家共同體的穩定,這應該說是唐朝處理族際關系的大智慧。

  羈縻府州的內部結構,分為都護府、都督府、羈縻州。都護府是朝廷派出的軍政合一的邊疆治理機構,唐朝一共設置過單于都護府、北庭都護府、安西都護府、安南都護府、安北都護府、安東都護府。這6個都護府,幾乎管轄了唐王朝邊疆的所有羈縻府州,從多民族中國邊疆建設的歷史來看,意義重大。

  和親是多民族中國歷史上處理族際關系的重要方法之一。在隋王朝短暫的38年中,和親一共有9次,其中與吐谷渾和親1次,與突厥和親7次,與高昌和親1次。可以看出,隋朝的和親,仍然是想解決來自北方和西部民族的壓力,仍然是希望以和親作為一種和平的方式解決族際關系,為唐代的和親奠定了基礎。

  唐代的和親非常廣泛,從唐太宗時期弘化公主嫁給吐谷渾開始,之后有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嫁給吐蕃贊普,還有諸多的唐朝公主嫁給奚人、契丹等等。對于把和親作為處理族際關系的一種智慧之舉,唐太宗曾經這樣說過:處理與邊疆民族的關系“惟有兩策,選徒十萬,擊而虜之,滅除兇丑,百年無事,此一策也。若逐其來請,結以婚姻,緩轡羈縻,亦是三十年安靜,此一策也 。” 按照唐太宗的思想,和親也是羈縻制度的一種實踐。

  唐朝的民族思想還反映在歷史文本的書寫當中,例如《宋書》《南齊書》《魏書》等正史,把北方民族稱為“索虜”,把南方民族稱為“島夷”,這樣的民族思想就具有民族歧視。但是李延壽在寫《北史》《南史》的時候,就不再使用這些詞語,表明了當時不再有特別的民族歧視,即沒有明顯的“華夷”區別。

  五、遼宋夏金元時期“華夷互動”的民族思想與族際關系

  遼、宋、西夏、金時期,在多民族中國境內有多個政權存在。遼、西夏、金幾個政權的主體民族都堅持自己的民族身份,但是從都說自己是正統這個問題上講,幾個民族對于華夏文化已有諸多的認同,而且在處理族際關系上也顯示出許多靈活性。例如遼朝的南北面官制度,就是有效處理民族關系的一種智慧。因此,遼、西夏、金幾個政權,對于多民族國家的整合,是有歷史貢獻的。

  在唐代,唐王朝在契丹分布區設置了松漠都督府,契丹的政治首領都是羈縻府州的刺史,從此契丹開始接觸漢族的政治文化。916年,耶律阿保機稱帝,使用“神冊”年號。這說明了兩層意思:第一,年號是漢族政治文化的一個重要特征;第二,“神冊”的含義也具有漢族政治文化的特征,即遼朝是“神”冊封的。在此之后,耶律阿保機又立皇儲、建立官僚體制等等,這些都說明,遼朝在采納漢族政治文化建立自己的政權。在契丹的觀念當中,是沒有“華夷”二元對立的,在這樣的民族思想指導下,遼朝在政治上制定了南北面官制度。這也是一種處理族際關系的智慧之舉,這種處理族際關系智慧的核心,就是建立了政權的少數民族,在保持自己民族傳統文化的同時,盡可能與漢族文化實現共存,而且還不斷吸收漢族文化,漸漸發生文化交融,最后甚至出現民族融合。

  到了北宋時期,契丹人建立的遼朝在與北宋交往的過程當中,出現了“兩國同為一家”的觀念。這個觀念的來源,是認為契丹人與漢族具有同源共祖關系。據《遼史》卷六十三的記載:“伏羲氏降,炎帝氏、黃帝氏子孫眾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無窮,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孫,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考之宇文周之《書》,遼本炎帝之后。”契丹自認為是“炎帝后裔”的思想,就包含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也同樣是處理族際關系的一種智慧表達。

  在具體的政治實踐中,耶律阿保機一開始就把儒學作為遼朝的核心價值觀。耶律阿保機即位之初問大臣,說自己“受命于天,當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對。太祖曰:‘佛非中國教。’倍曰:‘孔子大圣,萬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悅,即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 由此來看,契丹人并沒有把自己當做“夷”,而是“華夷”民族共同體當中的一員,淡化了“華夷”的差別,這就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具體表現。因此,在歷史發展過程中,除了少數契丹人發展為現代的達斡爾族之外,其他的絕大部分契丹人,融合到了北方的漢族中。這個歷史事實,也是中華民族相互離不開的歷史基礎。

  蒙古人在建立元朝的過程當中,雖然有過民族歧視,但是“人分四等”的民族政策,以及后來的“蒙漢一體”的民族觀,徹底顛覆了先秦時期以來“華夷有別”的民族思想。這是多民族中國民族思想的一個巨大轉變,也是一種處理族際關系的大智慧。

  蒙古人建立蒙古帝國之初,是沒有建元年號的。忽必烈即位之后,開始在“華夷”民族共同體思想的指導下處理族際關系,首先是在1260年立年號“中統”,之后又建立“元朝”;其次,消滅南宋之后,忽必烈下令,將南宋的所有“秘書省圖書、太常寺祭器、樂器、法服、樂工、鹵薄、儀衛,宗正譜牒,天文地理圖冊,凡典故文字,并戶口版籍,盡仰收拾。”所有的這些舉措,都關系到國家建設的文化財富。所以蒙古人將所有的典籍、檔案全部送到大都,目的是要用“華”的政治文化制度來治理新建立的政權。

  元朝最大的變化是在朝廷設置了“勸農司”。表面上看是設置了一個負責農業的機構,而實際上反映了蒙古人政治家經濟思想的變化,即從游牧經濟思想向農業經濟思想的轉變,開始重新認識農業民族的價值,并且以之來處理蒙古族與漢族的關系,其中的政治智慧不言而喻。

  元朝廣泛推行的土司制度,是少數民族建立的王朝國家處理民族關系的一大政治舉措,使多民族中國得到了空前鞏固和強大。正是因為如此,《元史》中再也沒有民族列傳。這種歷史文本書寫的變化,就是民族觀的變化,是明代漢族歷史學家對蒙古政治家政治智慧的一種肯定。因為蒙古人作為元朝的統治者,是沒有“華夷”意識的,因此元朝開始推行的土司制度,是國家政治制度的一部分,蘊含著處理族際關系的政治智慧。元代的土司制度從形式上來看,似乎僅僅是任命邊疆的少數民族政治首領擔任朝廷官員,但是其深刻的含義,是讓朝廷暫時還不能夠進行治理的地區,讓少數民族政治首領進行治理,保證國家的統一,邊疆的穩定。

  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在元朝的民族思想中,沒有“華夷之別”,所以脫脫在撰寫《宋史》《遼史》《金史》時,民族思想是“華夷”皆正統,認為宋朝、遼朝、金朝都是正統,因此同時把《宋史》《遼史》《金史》這3部歷史著作都作為正史。這樣的做法,表達了蒙古人的民族思想,即認為不管是漢族、女真還是契丹,都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一部分,他們的歷史都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的組成部分,其中包含著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民族思想,具體就是“華夷一家”的民族思想。

  六、明清時期“華夷有別”民族思想的變化與族際關系

  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就有建立大一統國家的宏大理想。從民族的角度看,我們認為,大一統的思想就是民族共同體的思想。大一統國家內的所有民族是一個共同體,所以明朝基本上承認元朝設置的土司,即延續了元朝的土司制度,但是制度建設是超過元朝的。例如每一個土司上任之前,都要到京城朝覲;土司的繼承也必須得到朝廷的認可;土司的武裝力量同時也是國家武裝力量的一部分等等。這些制度表達的是,作為民族共同體一部分的土司,對于國家而言有守邊的責任,這是“守在四夷”民族思想的實踐。所以到了明代,土司地區開始成為多民族國家重要的組成部分,進行與內地一樣的制度建設,其中最為重要的一個變化,就是讓土司的子女必須接受儒學教育。《明史·湖廣土司傳》記載說:“以后土官應襲子弟,悉令入學,漸染風化,以格頑冥。如不入學者,不準承襲。”這是用儒學來作為民族共同體的思想基礎。

  從民族思想的角度看,朱元璋雖然有“華夷之別”和“以華變夷”的民族思想,但是其實踐的結果,對于多民族國家,或者說對民族共同體的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因為“華夷”都是國家的臣民,都是民族共同體的一員。

  為了讓民族共同體更加鞏固,明代的土司雖然比元代多,但是所有的土司官階比元代低,其目的就是要縮小民族之間的差距。與此同時,明代“改土歸流”的目的,也是為了讓國家的力量能夠管理到邊疆民族地區,加強民族共同體的建設,加強多民族國家的建設。

  滿族建立的清朝,與北魏拓跋鮮卑全面放棄自己的文化傳統與民族身份不同。滿族在建立清朝之后,仍然堅持自己的民族身份,在民族思想上沒有了“華夷”的思想,反而是表現出“漢滿合一”的民族思想。這是多民族中國民族思想發展的一個里程碑。

  在處理與邊疆民族的族際關系時,清朝仍然是在承認明朝相關民族政策的同時,也進行了諸多的改革。其中最大的改革就是進一步降低土司的官階,絕大部分土司的官階在五品以下;此同時還大規模推行“改土歸流”。從歷史發展的客觀角度來看,“改土歸流”也是為了使大一統國家更加鞏固,使民族共同體得到更大的發展,因為“改土歸流”也是處理族際關系的一種政治智慧。“改土歸流”的最終目的,仍然是希望消除民族共同體內部的諸多差異,希望實現國家政治的一體化。在“改土歸流”的過程中,湖南的儒生曾靜寫了一部叫做《知新錄》的著作,在書中強調了“華夷有別”的民族思想。對此,雍正皇帝親自審問了曾靜,把審問的記錄以及所有的文字匯集起來,成為著名的《大義覺迷錄》,反駁曾靜“華夷有別”的民族思想,強調“大一統”才是多民族國家重要的實情,維護多民族共同體才是重大的事情。因為,從康熙皇帝與俄國簽訂《尼布楚條約》開始,多民族中國的國家主權意識已經產生,民族共同體意識也在孕育,所以雍正皇帝的《大義覺迷錄》,實際上已經表達出多民族中國的民族共同體思想觀念,目的是要消除“華夷有別”的民族思想。

  結語

  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發展歷史表明,在多民族中國,從古至今都存在一個“華夷”民族思想,以及處理“華夷”族際關系的智慧問題,其本質是民族思想的問題。在漢族建立的王朝國家時期,“華夷有別”的民族思想依然存在,但是在一些特定的政治博弈中,就會有處理族際關系的民族思想智慧,并且以之來解決相關的民族矛盾沖突。例如司馬遷的“華夷共祖”思想、唐太宗的“華夷一體”思想。在邊疆少數民族進入中原地區建立政權之后,則有兩種情況存在,一是為了維護政權的穩定,并且希望能夠長期發展,所以在文化上選擇了漢文化,最后迅速融入漢族,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五胡”,都述祖起源于華夏,是“華夷共祖”,在文化上選擇了漢文化,最后迅速融入漢族;另外一種是以蒙古族、滿族為代表,蒙古族和滿族建立了元朝和清朝之后,民族思想發生了變化,不再按照“華夷”進行文化分類,而是按照民族的類別分類,仍然希望王朝國家的各民族都是臣民。所以有順治帝“滿漢一體”的民族思想,以及后來雍正皇帝《大義覺迷錄》中的民族思想。

  通過對中國古代民族思想與各個政權處理民族關系智慧的研究,我們的目的,是要去尋找研究多民族中國形成與發展的內在機制,探討多民族中國的民族思想,以及這種民族思想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實踐,最終為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提供一些歷史經驗。

  【作者單位:云南大學文化發展研究院;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云南大學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

(責編: 王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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